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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周粉攻击船真是下流无耻，你可以攻击任何方面，仅限攻击一个人、就事论事就可以了，但不能无耻到攻击华侨是狗这种歧视性言论了。

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华人现在依然讲粤语、闽南语，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捐了多少钱，某周转发那条白痴歧视微博，更加显示他是智障。有朋友好奇东南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dota闪电站小猪本文就从网上转载总结下，华侨强大的爱国力量。

这个王蛟是同福战队的坑神香蕉

你周粉无耻到扩大攻击马来西亚华侨是狗，那就别怪dota闪电站小猪的反击，可恨的是，那些大网站居然对此熟视无睹，任由歧视谩骂发生，可见这些名门正派是多么的虚伪，只为了讨好舆论!

正是这些被你们骂为狗的爱国华侨，在祖国危难时，省吃省喝，节省出大批钱来为祖国捐出大批物资，为抗战和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宝贵贡献。

任贵祥 2011年06月03日10:41

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的贡献

海外华侨是祖国抗战的一支雄师劲旅抗战期间,他们以人力物力报效祖国,对祖国抗战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华侨捐款捐款
捐款是华侨历次支援祖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主要方式。抗战时期的华侨捐款,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全世界800万华侨中,有400多万人参加捐款[1]。有人作过比较,战时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1[2]。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八年抗战海外侨胞捐款总数为国币13亿多元[3]。
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有以下特点。
第一,捐款持续时间长,数量巨大。战时华侨捐款从“九一八”事变时即己开始。日本侵略东北、马占山抗战的消息传到缅甸时,当地侨胞立即捐缅币20万盾给马占山[4]；古巴华侨捐10万元,越南南定华侨筹集港币6,500元,菲律宾三宝垅华侨汇寄5,000。元,印尼华侨捐5,000元给东北义勇军[5]。自1931至1932年的一年中,华侨共捐款达国币1700—1800多万元[6]。从“七七”事变直到抗战胜利,捐款长达14年,为华侨爱国史上所罕见。华侨捐款的数量也相当巨大。战时美国华侨成立95个捐献团体,共捐款达5600万美元之多[7],其中纽约华侨捐320多万美元,筹款开会达437次[8]。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战时义捐国币4亿多元[9],仅印尼巴达维亚的华侨捐款就达1亿元之多[10],1940年,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一次就捐款320万元。当武汉合唱团到南洋宣传募捐时,仅马来亚华侨即捐国币1,150多万元[11]。华侨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的捐款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第二,捐款阶层极其广泛。当时从富有的侨领巨商到生活清贫的工农大众、文化界乃至一贫如洗的乞丐、舞女、囚犯；由两鬓斑白的老人至刚刚懂事的学童等各个阶层,无不参加捐款。众多的侨领除领导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外,对于捐款输将,更是率先垂范。抗战刚爆发,侨领陈嘉庚就带头认月捐2,000元,并抢先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在南侨总会召开的首届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说：“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12]侨领胡文虎也多次捐巨款,前后共有500多万元,为侨领捐献最多者[13]。南洋的陈棉生、陈永、丘元荣,美国的司徒美堂、李国钦、谭汗等侨领也带头捐献。马来亚日矿的华工战时集体罢工回国,仅靠南洋侨胞有限的救济费维生,但他们每人捐出两角钱,共集17.6元捐给八路军,并说：“这小小的数目是不足道的,不过表示我们一点意思而已。”[14]1937年底,越南某些乡村的华侨胶农开始捐款,其月捐由最初的800元增加到4,000元新加坡的许多华商因给祖国捐款使业务减缩60%。当地的20多家华侨理发馆积极参加献金。印尼华侨马细旦腿残多年,以手代步,他常爬至闹市区“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南洋各地向来被人唾弃的华侨舞女歌妓也不忘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新加坡舞女协会卖唱得星币1.5万元给祖国；马来亚各地的舞女也纷起响应为国捐献[15]。抗战期间,泰国政府亲日,大肆摧残逮捕华侨,旅泰侨胞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念念不忘祖国。1940年,泰国曼谷监狱200多难侨发起狱中献金,节省500元捐给祖国[16]。侨胞在自己遇难的时刻仍然心怀祖国,实在感动人心。海外文化界,尤其是侨校师生经济收入微薄,但其捐款不甘后人。纽约士工音乐学院侨生陈烈智等20人,1939年托人捎回慰劳信60封,每信附有国币1元给八路军以示“敬佩”[17],表现了华侨学生的爱国深情。马来亚霹雳埠各华校从1937-1940年各种捐款达5.2万元[18]。菲律宾马尼拉等地有些教徒也多次祈祷捐款。华侨文化界之捐款,苦心积攒,积锚累株,其精神更是动人。侨领侨众慷慨解囊,男女老幼节食输将。南非75岁的老华侨刘浮初,将平生所积蓄的养老金900英镑捐给祖国充军响和救济难童[19]。纽约多年失业78岁的老侨宋旋,一次新年把自己准备下馆子的1元美金捐献祖国。只有6元月薪的缅甸华侨佣妇刘瑞芝,一次捐款20元给祖国[20]。1944年,伦敦四龄侨童金约翰为祖国捐1.14英镑。美国五龄侨童李锦麟演讲募捐达5万元。华侨领袖捐款带头,各阶层侨众竭尽所能；老的倾囊捐献,小的节食献金,这些足以反映各阶层华侨捐款的高度爱国热情。
第三,捐款形式多种多样。其捐款的形式有集团捐款、个人捐款、婚丧献金和节日筹贩,有劳军义捐、救济难民、救国公债，还有特别捐、月捐、义卖、伤兵之友捐、航空救国捐等。常月捐是华侨捐款的一种主要形式。印尼爪哇万隆华侨?1938-1941年所捐常月捐达国币300多万元[21]。1938年,新加坡华侨汇常月捐33次,共达国币440万元[22]。婚丧捐款是抗战时期特有的一种捐款形式。1940年,印尼巴达维亚有6对新婚夫妇捐献结婚贺仪宴宾费共达国币3万多元[23]。菲律宾华侨吴清河、薛素丽夫妇,马六甲的李新强、泰国华侨曹某等都把自己的结婚费用捐给祖国。国难期中的华侨把祖国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喜忧皆以祖国为重。泰民华侨黄俊卿临终时,嘱其家眷将国币1万元献呈国府[24]。“木材大王”李清泉在美逝世时,也把10万美元捐给祖国[25]。祝捷捐和难民捐是抗战时期华侨的一种流行捐款。美国侨领李国钦闻长沙大捷,电汇10万美元劳军[26],后李又为湘北大捷慨捐国币50万元[27]。美国华侨还多次为被敌机轰炸的川粤难民捐献。节日捐献是战时华侨捐献的普遍形式。爱国侨胞,身居海外,每逢佳节,倍思亲人,抗战时期更加强烈。1938年元旦,旧金山华侨将传统的龙灯游行改为捐款运动,把春节制造爆竹费2万元捐给祖国充军费,并把新年跳舞费捐给祖国难民[28]。1941年“七七”纪念日,新加坡有235个侨团参加献金,有40-50个宗教团体也一同参加[29]。
第四,捐款方法独特新奇。马来亚山打根华侨郑潮炯,曾七次沿门义卖瓜子捐款,后又把自己的第四幼子出让与人,得款80元献给祖国[30]。郑潮炯鬻子救国,毁家纾难,可歌可泣！仰光女侨胞叶秋莲,将自己所有首饰及家产拍卖,得3万多元捐助政府抗战,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俄死是不妨的。”[31]其救国情怀,古今罕有。南洋和欧洲有些华侨妇女发起了一种“认儿运动”,定期为国内难童保育院的“儿女”捐款。南洋各地华侨还掀起焚债运动,将其所购国防公债券自行焚毁。槟城某侨校校长吴佩瑶和十多名侨生曾到领使馆焚毁债券107张,票额共4,040元[32]。马来亚霹雳埠99个侨团在“七七”三周年纪念日劝售各种抗战建国纪念章,几天内募捐叻币1.2万元给祖国[33]。越南美以美华侨筹赈会也定销各种抗战纪念章8,000枚,得款4,000元献与祖国[34]。华侨的种种救国捐款奇闻,并不是偶见的,其它还有筑路献金、买门票救儿童捐款,出售领导人像片捐款,推销喜丧礼券募捐及露天茶会献金等事例,不胜枚举。
毫无疑间,华侨的大量捐款,是战时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补充,是支持祖国长期抗战的重要财源之一[35]。抗战八年中,华侨的爱国捐款从未间断,充分体现了他们以民族为重,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高度责任感。爱国侨胞,不论老少贫富,他们所捐赠的一黍一铢,一分一毫,无不凝聚着海外儿女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二 战时侨汇及华侨与祖国对外贸易
狭义讲,侨汇一般是指华侨汇寄给家眷的日常生活费用。广义说,侨汇包括瞻养侨眷的生活费、救国捐款和对祖国的投资。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数量很大,约有国币95亿元以上[36]。从1937年到1941年侨汇数逐渐增多,1941年侨汇多达18亿元,这一阶段,是“侨汇的发达时期”[3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香港、广州、厦门、汕头、福州等转汇枢纽陷入敌手,加之欧洲和南洋地区陷落,侨汇发生阻滞,数量骤减,但美洲华侨仍继续不断汇款,美洲华侨在抗战期间总收入为25亿多美元,侨汇总数为5.9亿多美元,约占其总收入的1/4[38]。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无大量工业品可供输出,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侨汇弥补了入超造成的外汇亏空。因此,侨汇被认为是“中国的无形输出”。
中国的外汇供给,一为有形的货物出口,一为华侨汇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年年大量入超,但这些年来我国财政还能勉强支持下去,就是由于巨额侨汇抵消了外贸入超。据统计,从1860年至抗战爆发的70多年中,我国外贸入超额约达75亿多元,而从1902年至1936年的34年中侨汇共达85亿元,不仅抵补了入超且有余额[39]。抗战前期,侨汇抵补政府战时外贸入超额更加巨大,1931-1940年侨汇抵补我国贸易入超如下表：

[38]

从表一可见,1931-1940年侨汇数量逐年递增,弥补入超的百分比愈来愈大,特别是1937年以后,侨汇猛涨,不仅完全弥补外贸入超,而且余额甚大,到1940-1941年,侨汇达到高潮。究其原因不外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华侨的爱国心所驱使。抗日战争发生后,多数侨胞不能亲自回国参加抗战,他们感到自己“远离祖国,勿能来往杀敌”,只有竭力捐款,以此“略尽国民天职”[40]。其次,欧战爆发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战争影响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搜刮,“寓在南洋一带产树胶区域之侨胞,多能获利；而世界各地侨胞,受了战时景气,经济状况,亦见好转,均足以增加侨汇”[41]。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6年,平均每年侨汇达3.5亿元,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侨汇平均每年达国币11.7万元,仅新加坡、马来亚侨汇每年即达1.67亿元,为战前每年侨汇总数的一半[42]。美洲华侨战时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欧亚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大发战争横财,致使“旅美华侨各行职业,莫不利市三倍”。再次,欧战爆发后,世界局势紧张,日本大举南进,南洋战云密布,华侨纷纷转移资金回国；国民政府颁布一些条例,鼓励华侨投资,也促进了侨资流回祖国。
抗战时期侨汇的作用还在于垫补了政府大量军费开支。连当时德国法西斯柏林交易所报也不得不承认：“华侨援助抗战,积极汇款,实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43]侨汇在弥补政府财政总支出中占的比例甚大。从军事上说,我国军事工业历来比较落后,大量军火依赖进口,抗战时期尤甚,政府集中大量海外侨汇,购买军火及一切军需品,在国内,以法币支付给侨眷或收款人。巨额侨汇及时垫补和抵消了军火贸易进口额,且侨汇中之一部分捐款直接转为军费。因此,侨汇与政府的军费开支有很密切的关系。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约有123亿元,当时侨汇即有53亿元,占军费开支的43%[44]。
另外,华侨的大量汇款,还可充作法币之准备金。侨汇大部流入我国农村,并非在城市间流通,经半年至九个月辗转复得重入银行。因此,侨汇不仅对货币流通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巩固了政府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
华侨除了有大量侨汇抵补我国贸易入超外,还与祖国进出口贸易有密切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洋华侨与祖国贸易关系很密切。如“七七”事变前,我国由南洋各国经常进口贸易额为2.6亿元至3亿元,出口为2.6亿元至4亿元；抗战爆发后的1940年至01941年,进口额增加到9.2亿元至11.9亿元,出口增到10.1亿元至16.6亿元[45]。中国对外贸易历年入超,但我国对南洋的贸易则为出超,其原因是几百万华侨使用国货,他们有较雄厚的经济势力,又以商业为中心。南洋各国输华的商品多是食米、油类、树胶和药材等,我国输往南洋的货物多数是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战时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常居于出超递增的地位,当时由马输华的商品是橡胶、胶制品和药材等急需的战略物资。1936年由马输华的橡胶及制成品为180多万关金,药材为4.5万多关金,1940年分别增加到260多万关金和190多万关金[46]。马来亚人口中华侨有235万人,占总人口的40%,当地大橡胶园为英人所有,而中小橡胶园多为华侨经营。如1940年全马橡胶种植面积为344万多英亩,其中华侨有100多万英亩,占29.4%；橡胶总产量为54万多吨,华侨有16万多吨,占29.3%；华侨橡胶厂有1000多所[47]。我国与泰国贸易虽处于入超地位,但观其输华的商品,1935-1941年平均每年食米占总数的88.41%。辗米业为泰国最大的实业,属华人创办者占80-90%，1941年泰国有大辗米厂66家,56家为华人所有,其余800多所中小辗米厂也都为华侨所控制。这样的的贸易纵然入超实则有利。越南对华贸易中,食米占总额的60-70%,1940年增达80%。越南在世界产米国中居第四至第五位,年产米量650万公吨。1936年越南输入中国的食米为460多万关金,1941年猛增到4590多万关金。而越南的米业同泰国一样操在华侨手中,仅辗米厂华侨占其总数的65%[48]。中国与印尼贸易与战前比较也剧烈增加,1936年中印双方贸易额为国币790多万元,1937为869多万元,1941年为2.7亿多元。中国输印以纺织品和棉纱为多,印尼输华以石油最多。中国不产油,战时需要大量原油都依靠进口。如1938年我国输入石油1.2亿多公升,煤油2.5亿多公升,柴油1.6万多公吨?其中有50%以上来自印尼[49]。华人居印尼人口的第二位,他们多为“欧洲进口商及当地消费者重要之媒介人”。无疑,华侨对中印贸易也有很大关系。中国和非律宾的贸易也处于上升和出超的有利地位。1933-1941年我国对菲的年均出超额为国币1,300多万元；1936年中菲贸易额为440万关金,1941年增到2800万关金[50]；华侨掌握当地零售业的45%,仅马尼拉一埠有华人商店5801间[51],他们对中菲贸易作用甚大。
战时我国与南洋的巨额贸易,华侨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国进口的米、胶、油、药等是战争急需或国内紧缺物资,它们大多由华侨所生产,这虽不象其捐款和投资那样从经济上接济政府,但它繁荣了我国战时的商品经济。特别是1940年,中国农业严重欠收,南方十五省稻谷夏收较往年降低20%,农产品总量减低10%,当时重庆大米价格指数从5月间213上升到12月间的1004[52]。当时缺粮非常严重,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粮食部,孔祥熙专拨50万英镑（合国币824万元）到南洋一带购米,用500辆汽车运回约3万市担米粮[53]。无疑,这些食米有许多是出自华侨之手。如此,国家通过华侨之手进口大量食米,及时补充了我国战时的粮食不足。
我国与南洋贸易处于有利地位,除了华侨人口众多外,还与华侨社会的构成有关。南洋华侨有600万人,经商者约占一半。南洋人口最多的当地土著居民,他们日常生活品一般可自给自足,占居民第二位的华侨成了大部分输入品的消费者,故在商业中占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外国商品输入到达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华侨商人为主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分配。华侨处于这种中介地位,对大规模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进了欧美反法西斯盟国与南洋的商品贸易,华侨并采取各种办法,提倡国货.当时南洋各地华侨提倡国货的活动风起云涌,形式多样如马来亚市场由华进口的棉织品,因提倡国货,从1936年的120多万元增加到1940年的150多万元[54],活跃了祖国战时的商品经济和进出口贸易。战时我国输往南洋的各种商品的最大消费对象是几百万华侨,而我国从南洋进口的大宗商品也多出自华侨之手。这种贸易对于我国战时紧缺的商品起了很大的补充作用,而广大侨胞恰在这种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国与南洋一带的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4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量减少50%,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南洋沦陷,华侨与祖国贸易关系中断而致。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困守在大西南,与战争前期相比较,财政经济出现了更大困难。这里固然原因很多,但大量侨汇断绝、政府与南洋贸易中断是一个重要原因。可见,抗战时期华侨汇款及华侨与祖国的贸易,对战时财政经济影响是很大的。
三、战时华侨投资
全面抗战开始后,海外侨胞还大规模地向国内投资,开发祖国资源,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利用和开发大后方的丰富资源,以适应战争需要,制订了一些有利于华侨投资的政策和条例。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制订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具体规定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条件和办法。接着,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又调查公布国内资源蕴藏情况以供侨胞投资参考。国民政府侨委会内特设华侨投资委员会,并成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当时还制订了《指导归侨垦殖暂行办法》和《指导归侨垦殖滇南暂行办法》十四条等。国民政府还在中、中、交、农四大银行设置兑换部,以吸收华侨资金。中国银行组织西南视察团,研究投资对象,在西南各省的重要地点设立分行办事处,把大部分侨资引向西南。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办法对于引导华侨投资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政府各项投资法令的公布,许多侨胞纷纷组织考察团深入西南,洽谈业务,商讨投资办法,先由侨领胡文虎入川滇一带考察。菲律宾侨领王泉笙,缅华总商会及仰光华侨等也组织了回国考察团。1940年,陈嘉庚组织了大规模的华侨慰劳团回国到各地慰劳视察,对发动华侨回国投资做了大量工作。侨领侯西反回国考察时发表广播演说,指出：“我们的抗战胜利基础,便是建筑在西南各省上面”,他号召华侨“将经营事业以外的余资尽量的拿回祖国投资”[55]。
战时华侨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工矿业投资。主要企业如下：胡文虎投资1,000万元于云南矿物公司,用于开发矿物[56]。他还投资200万元创办资中糖厂,并与国内各实业家合办华侨企业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澳洲华侨李华州与国内实力派梁寒操等合资300万元创办华侨兴西实业公司。港华实业公司在国内昆明、重庆、贵阳、上海等地设分公司经营工矿业.爪哇华侨在四川设立较大规模的糖厂。新加坡侨办南洋公司与广西企业公司合资五百万元开办广西糖业公司[57]。新加坡华侨谢吉安集资100万元在重庆组织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川康农工矿业,并在西南设炼油厂一处,专门采用土产植物榨油。昆明难民总站,联合侨胞集资1,000万元设立大型新式瓷厂。南洋华侨还组织西康开发公司,资本250万至1,000万元.马来亚华侨曾运回新式机器并投资100万元,协助改良广西锡矿。槟榔屿华侨陈忠惹随南侨慰劳团回国考察茶详,回南洋后特联合侨胞募得1,000万元回国投资[58]。1943年,缅甸华侨梁金山等集资1,500万元组织中国侨民公司。暹罗华侨丁文映等,为发展中逞运输贸易,特组织泰然贸易有限公司及佛海景栋运输公司,发展中逞间之交通运输,与我国公路相衔接,便利了战时交通运输。
抗战时期华侨的工矿投资,以工业投资的侨办企业经营效果好、赢利高。其中以中南有限公司及延安华侨毛织厂较为典型。
马来亚锡矿大王闽侨王振相及胶商王金兴,随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时,‘鉴于国内各公路行驶汽车轮胎每用至脱胶见布而废弃,遂决定在西南设立胶轮复制厂一所,定名为中南有限公司（又名“中南橡胶厂”或“中南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元,王振相等投资70?万元,国营茶叶公司投资30万元。总厂设在重庆,分厂设在昆明贵阳及各交通要点[59]。由南洋聘请技术人员12人,经设厂试验效果良好,修补轮胎所费只等于新购轮胎的1/6,但仍可抵新轮胎效用的80%。如轮胎镶布健全,可翻新三、四次。中南有限公司于1940年7月动手建造,建厂不久即修复旧轮胎1万多只,节省外汇2,000万元[60]。该公司成立后,为解决胶源,还大量在滇省种植橡树,从而引进了热带植物。中南有限公司的建立,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又为当时西南紧张的战时交通解决了急难,还从外国传进了先进技术,可挽回漏厄不少,是当时有名的侨办企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地区大部沦陷,许多工商业重镇陷入敌手；难民遍地,傲傲待哺；政府每年还要支出庞大的军费,致使国家财政经济陷入窘境,无力大规模开发西南资源。许多民族工商业被敌人掠夺,有些在内迁中七零八落,损失很大,完整无缺迁入内地重振旧业者不多,这使西南工矿业处于残破混乱的状态。战时华侨大规模向大西南投资,开发和利用了西南资源为战时服务,对当时不景气的西南工商业起了舒筋活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纾缓了战时政府的经济困难。虽然其中某些工矿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夭折或收效甚微,但广大侨胞报效祖国作出的贡献是显著的。
有许多爱国侨胞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北的延安投资。1942年,菲律宾华侨投资100万元在延安创办华侨毛织厂.该厂有5架织布机、6架织毯机、6架合股机,每天生产毛毯15条,洋白布1匹[61].工厂采取计件工资制,以劳动产品为工资报酬。工厂条件艰苦,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如毛织厂弹毛机部,用两头毛驴拉着旋转机代替动力,用健壮工人的臂膀推动轮轴,但华侨工人的干劲仍然很大。
延安华侨毛织厂虽然在艰苦中创业,但它不断得到发展。该厂成立不久,就有商号与其预定毛线万斤、毛毯数千条,在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毛织厂的华侨同边区人民一道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仅1942年该厂即生产出毛毯3,300条,纺毛线4,000余磅,毛呢100匹,以所存羊毛实物折价共获净利50万元[62]。华侨工厂还开展向边区劳模赵占魁学习运动,开展劳动竞赛,成绩显著。该厂弹毛股1943年5月份平均每天弹毛43斤,6月份每天增到75斤,在12天内节约羊毛90斤,每天节约机油2两[63].华侨在边区投资,为边区建设添砖加瓦,促进了战时边区经济的繁荣,支援了全国抗战。
垦殖业是华侨投资的重要对象,主要是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兴建新村,以解决战时粮食困难。全面抗战爆发后,泰国迫害华侨益甚,罗汗等许多难侨组织垦殖团回国,到滇边车里、南娇、佛海等地垦殖。滇省当局曾指定芝市、车里等地四十万亩荒地为侨胞种植或兴建新村之用。越南侨胞闻讯后也组织垦殖团归国垦殖。侨领陈嘉庚、庄西言、周裕、陈守明等人与国内地方实力派龙云、刘文辉和缪云台等13人合资500万元,创办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中,经济部与西南有关各省占40%,地方实力派私人方面占10%,侨资占50%。其宗旨是开发华西富源,增强国力,繁荣边疆,为战区服务经营滇、甘、川及青海等省的农垦和工矿事业[64]。吉隆坡侨胞张郁方、廖荣枝集资200万元回国垦田.广东归国华侨生产事业协进会投资5,000万元垦殖.广东省连山县建立爪哇华侨垦殖区,资本100万元.垦殖业投资中有许多是难侨集资,也有些是地方政府拨款和华侨集资合作。
美国华侨也不远万里回国投资垦殖业?檀香山华侨祖国伤兵救济会曾集资六百万元回国垦荒。广西露塘垦殖公司的150万元资本中多为美国侨胞投资.美国各地侨胞还在广东各地投资助垦。

[65]

从上表看,美国各大城市和地区的华侨都参与了投资助垦。这是战时华侨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主要是美国华侨不能直接回国而采取的一种办法,它属于垦殖投资的一种。
垦殖业投资主要是解决战时的粮食间题,一般赢利不高,企业的创办历经艰辛,困难重重,如华侨兴业有限公司就是这样。1940年,侨领胡文虎、郑玉书等十四人拟组织一资本为5,000万元的华侨建设公司,利用侨资开发福建富源,准备募足2,500万元时即行成立,先在香港设办事处。该公司建设程序分为战时和战后两个阶段。战时阶段为：（一）垦荒,以解决闽省民食不足；（二）种植茶、烟、樟脑、油桐、菇、笋、竹等经济作物；（三）发展各种轻工业。战后建设分交通矿务工业等。公司于1941年1月已募得2,000万元,但新加坡等地殖民当局为防止资金外流,限制侨胞募股,使第一期股额未能募足。这年7月,公司派人到马来亚秘密募股550万元,并欲与闽省银行联络,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股款无法集中,最后将国内沪粤二地的存款与闽省行合并成立华侨兴业有限公司,资本为500万元,其中官股100万元,侨股400万元.1943年8月正式成立,为当时滨海仅有的一个侨资公司,后增到股额1,000万元[66],该公司成立后,承购农林场2,000余亩,并进行了稻麦改良,糖蔗栽培,花生、棉花、油菜和油桐的种植等。在南平、建贩两地沿溪地区收买杉林与荒山,从事造林开荒。但因战争影响与资金限制,事业不昌。华侨兴业有限公司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才建成,利润不高,可见华侨投资垦殖业的不易。
我国大西南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在抗战爆发前,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土地山林开发利用低。抗战发生后,西南地区人口骤增,为了容纳大量战时难民,城建及荒地森林开发亚需大规模进行,而国民政府忙于应付激烈的战争,人力财力方面均感困难,对此无暇顾及。华侨的垦殖投资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开发了大量荒地。如美国华侨黄寄生、黄远等创设的广西露塘垦殖公司,垦殖柳江县属风山河灌溉区的荒地4.6万亩,由官股和侨股合资创办。其业务分为垦殖、园艺、畜牧、森林和加工运销五部.并于垦地中划出1.2万亩,分为400个单位,每单位30亩,招收各地农民为垦户[67]。这样既开发了大量荒地,又解决了难民及归国难侨的就业问题,一举两得。再如马来亚华侨郑荆伦募集侨资,开垦福建建阳县荒地1万余亩。柔佛华侨刘冷候开垦南平荒田2,000余亩[68].还有美国华侨在广东的投资助垦也开发了大量荒地。抗战时期,华侨同国内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共赴国难,除了直接在前线英勇杀敌外,还在后方积极出钱效力献技,建设和开发大西南,帮助国家解决粮荒,活跃了战时城乡经济,从而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金融业投资也是战时华侨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华侨转移资金回国,在国内建立华侨银行。这种金融投资主要是集中在抗战中后期。
华侨在海外的金融业比较发达,世界各地有许多侨办银行,建立了华资金融网,它是战时华侨捐款和侨汇的转运枢纽站和财源库。当时仅南洋地区就有华侨银行近30家[69],其中资本较雄厚业务较完善的银行有12家。这些华侨银行大多都和国内有联系,并经汇华侨战时义捐、各种公债和侨汇等.
抗战期间,国内较早的侨办银行是新加坡华侨集资1,000万元建立的福建实业银行[70]。1943年,侨领李光前投资400万元在闽建立集友银行,充作集美学校教学经费。1942年6月,南洋侨领何葆仁等拟集资2,000万元组织南侨银公司,实际股额已逾1,500万元。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与国内金融界巨商筹建规模较大之华侨银行。侨领谭赞、胡兆祥鉴于南洋各地沦陷,侨资蒙受巨大损失,而国内工矿业亚需资本扶植,遂决定集资1,000万元筹组中国工矿银行,实际筹股500万元,并请得一部官股。缅甸马来亚等地华侨在1942年9月建立华侨建设银公司,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专为发展后方农工矿各项事业而设。侨领曾纪华、戴愧生等联合内地人士集资800万元设立华侨工业银行,以发展后方工业为其宗旨[71].1942年底,又有4家华侨新银行先后开业,即：华侨信托银行、华侨实业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和华侨建业银行,资本总额共:1亿元之多[72]。1943年1月,在昆明成立中国侨民银公司,资本总额为国币1,500万元,经营投资生产等12个项目[7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将其资本850万元汇寄伦敦转重庆,在广西柳州建立集美银行,专为投资工业建设[74]。1943年夏,华侨连稼洲、李文珍、何葆仁、林庆年等专集侨资,创办了华侨联合银行,下设业务、储蓄和信托三部,经营方针是“运用华侨资本,投资生产事业”[75]。
华侨对金融业的投资数量没有确切统计,仅就上述所知的华侨金融投资数额,估计至少在2亿元以上,在当时说来,这个数字是比较可观的。华侨的金融投资一方面补充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的不足,另一方面为战时经济和华侨的工矿垦殖提供了资金。
除了上述几方面投资外,有些华侨还在国外投资为国内抗战服务。如美国华侨集资在纽约建立中美药厂,制造大宗药品运回祖国,专供前线伤兵所用。1943年9月,旧金山华侨募股25万元,聘雇华工约3,000人,设立中国飞机公司,制造飞机机件,以供抗战之需[76]。,1941年,缅甸华侨联络港沪实业界联合集资500万元在仰光筹建中缅国货公司推销国货[77]。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华侨对国内企业投资以工矿、垦殖、金融业为主。其投资情况是,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投资日渐增多。据统计,抗战头三年华侨投资至少在8亿元以上[78],另据1942年6月3日《侨声报》记载,1941年华侨投资即达8亿元之多,从1937-1941年底华侨投资额共达16亿元[7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难侨携资回国,金融投资增多。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华侨的金融投资、在海外投资及其他投资估计至少有2-3亿元。欧战发生后,南洋一带各宗主国不断严格限制华侨的大量捐款。华侨只好变换方式,携款归国投资代替捐款。另外,1940年夏,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这些人既是侨领、工商界的成功者,又是鼓励投资的义务宣传员。他们自己还亲自带头投资,如陈嘉庚、郑玉书、王振相、王金兴、李铁民等都是实际带头人。再则,由于当时国内法币不断贬值,侨资回国可得善价,因而也吸引了许多华侨投资。国民政府的投资政策对华侨积极投资也起了一定作用。有人认为:1927-1937年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1937-1945年为“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低潮”[80]。实际恰恰相反。据统计,1927-1937年华侨对国内投资总额为法币1亿多元,平均每年投资额为1,000多万元[81]。抗战时期华侨投资按18亿元计算,平均每年投资2.25亿元,就是扣除战时法币贬值数额,抗战时期华侨年平均投资额仍比前十年的年平均投资多数倍。所以说抗战时期是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而不是低潮.
勿庸置疑,战时华侨投资与汇款一样具有重大作甩。也是其对祖国抗战经济的一大贡献。“引用华侨资本,建设后方,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正如南洋侨领张百基所说：华侨投资可以大量开发资源；可以稳定后方资源；可以抵制敌货流入；可以发展海外国货；可以充实国防利器；可以代替当前捐款之外汇；可以维系华侨爱国之重心；可以拒绝敌伪挑拨之阴谋[82]。这些概括了华侨战时投资的作用与意义。
抗战时期华侨投资与战前比较有如下特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动机,为适应祖国战时的需要而投资。人们晓得,回国投资的华侨在海外拥有巨资,以此巨资,在海外从事任何事业均不患无利可图。而抗战时期战事频繁,朝不保夕,往往无利可图。因此,“谓侨胞投资乃为个人利润,实极错误。”“盖华侨爱国观念,素甚浓厚,此为今日踊跃投资又一动机也”[83]。多数侨胞投资是为了战时需要,不象战前商业投机那样计较个人利润。中日开战不久,侨领陈嘉庚、侯西反等多人得知国内前线各战区药品奇缺,遂决定在新加坡筹建大规模制药厂,长期供应祖国前线伤兵将士之用。在建厂时,华侨陈贵贱慷慨捐献发动机3台,不计金钱.后由于欧战爆发,美国对德宣战,限制新马各种物资出口,继而又爆发太平洋战争,华侨准备将制药机移入重庆建厂未果,遂把资本50万元移入国内,国内银行界及四川建设厅合营的中国制药提炼股份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和侨资合股建立了我国战时较大规模的重庆制药厂,出产药品多达91种[84]。当时国内战争激烈,前后方缺医少药,重庆制药厂的建立,急救了大量伤兵难民,解决了国内战时难以克服的困难,完全是为战时服务的爱国投资。延安华侨毛织厂的华侨股份全由菲律宾华侨工人承担,工资以产品偿付,主要是为了繁荣边区商业,不是为了利润。华侨的工矿投资,是为了开发西南资源,解决战时经济困难；垦殖投资,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和前后方日用品的不足。这些投资不能和战前同日而语。当然,生产建设事业在战乱年代事难速成,非可一蹴而就,如开矿造林均非一年半载所能完成,这些投资时间长、效果慢,获利不如战前高是不难想见的。
第二,投资地区转移,重点发生变化。抗战前侨办企业投资90%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抗战爆发后,原有的侨办企业陆续内迁,华侨新的投资大多数集中在大西南地区。工矿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西南；垦殖投资也大多在川滇黔桂和粤省西北部,有部分垦殖投资在福建省；金融业投资除所知的福建实业、集友等银行外,其余大部集中在渝昆贵一带。战前华侨投资以房地产和工商业为主,战时以工矿、,垦殖、金融业为重点；由非生产性投资向生产性投资转变。战前华侨投资在东南沿海一带占第一位的是房地产业。如1919-1927年闽粤房地产投资分别占二省投资总额的48%和56%,1927-1937年分别占67%和66.27%。华侨投资房地产主要是为了出租获利。同时在沪榕等大城市中,华侨工商业投资也占很大比重,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纺织公司,永安百货公司,先施、新新百货公司等。还有交通运输业投资。抗战期间,华侨房地产投资几乎没有,商业投资也微乎其微,而西南的工矿、垦殖投资突然增多,这时期还出现了美洲华侨投资助垦的新方式。战前华侨金融投资比较少,当时比较大的侨办银行中南银行只有资本750万元,战时由于种种特殊情况,金融业投资也大有增加。
第三,投资多与国内官僚资本结合,纯粹的华侨企业不多。近代华侨对祖国投资属于民族资本,战前侨办企业一般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有些侨办企业的机器设备技术和外国有联系。抗战期间情况大有不同,前述的中南有限公司有侨资70万元,国内茶叶公司30万元。华侨企业公司,资本共1,000万元,侨领胡文虎有450万元,国内实业界人士250万元,财政经济部300万元.华侨兴西实业公司为华侨李华洲和梁寒操合办。陕西开发公司由虞洽卿与华侨合办。有名的华西垦殖公司,由侨领13人和国内实力派13人合办。广西露塘公司有部分官股,重庆华侨制药厂有国内银行界和四川实业界的股份参与。金融业投资,如中国工矿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及司徒美堂和国内金融界合办的华侨银行等等,都有官僚资本渗入.上海迁渝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更为官僚资本所控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趁抗战之机发国难财,都想控制华侨资本；华侨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安全起见不得不和某些实力派合作,把企业“看作是政府与侨胞合作的企业机构”[85]。但这些侨资企业和外国资本没有联系。
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侨的汇款在战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约达国币226亿元[86],华侨汇款达53亿元,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1/4,将近政府军费开支的1/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华侨捐款大量减少,但华侨的垦殖投资和金融投资及归国难侨参加战时生产、开发农村经济对抗战经济仍有很大帮助.所以有人把华侨称为“抗日长城”[8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抗战时期“海夕卜华侨输财助战”,“对战争有所尽力”[88]。
注：
[1]〔日〕井村燕雄：《华侨寄款与祖国经济关系》,《南洋研究》第十卷,第一号。
[2]《中俊两国侨民献金比较组测》,《华侨动员》第十八期。
[3]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华侨革命史》下册第705-706页.
[4]《华侨志一一缅甸》第270页,合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67年9月版。
[5]《潜外月刊》第三期。
[6]《南洋惜报》第一卷第四期。
[7]见前《华侨革命史》下册660页.
[8]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续编第581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1年11月初版。
[9]张楚琨《陈嘉庚与<南侨日报>》,《文史资料选辑》78辑第25页.
[10]《华侨先锋》第二卷第二十期。
[11]龙大钧：《三年来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华侨先锋》第二卷第一期。
[12]《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80页,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出版,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辑.
[13]见沈云龙主编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星州十年（社会）》第992页；《新华日报》1941年2月27日。
[14]《新华日报》1938年5月15日。
[15]《新华日报》,1942年1月10日.
[16]《华侨先锋》第五卷第十期。
[17]《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18]《华侨先锋》第四卷第四期。
[19]《现代华侨,第一卷创刊号。
[20]《煮饭佣妇献金生活虽辛劳犹知爱祖国》,《现代华侨》第一卷第三期。
[21]《新华日报》1941年9月11日。
[22]《华侨动员》第十九期。
[23]《六对新夫妇献金逾三万》,《永春日报》1940年5月14日.
[24]《爱国侨胞黄俊卿临终遗嘱献万元给祖国》,《新华日报》1940年3月16日。
[25]《新华日报》1940年10月30日。
[26]《新中华报》1939年10月20日.
[27]《侨领李国钦捐款五十万》,《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9日.
[28]《旧金山华侨爱国情殷将春节案费捐助抗战》,《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2月1日。
[29]《星州侨胞七七热烈宣替献金》,《华侨先锋》第三卷第三期。
[30]《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郑潮炯鬻子义卖救国》,《美国三民晨报》1941年2月29日。另见《华侨志—北婆罗洲、婆罗乃、沙劳越》第140页,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63年4月。
[31]黄誉顽：《华侨对祖国的贡献》第197页,棠棣社出版,1940年.
[32]《槟城中华学校学生焚债》，《现代华侨,第二卷第四期。
[33]新加坡《南洋商报》晚版,1940年)月27日。
[34]林开臻：《诗巫华侨三年来救国史实》（续）,《现代华侨》第二卷第六、七、八期合刊。
[35]根据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第31页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36]柯木林、吴振强著《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第167页,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星州.
[37]《华侨革命史》下册第684页,。
[38]《华侨志总志》第496页,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海外出版社发行,1956年10月版。
[39]何适：《论侨汇补助》,《侨声报》第二期,1945年1月。
[40]《新华日报》1940年12月27日.
[41]《抗战中的中国经挤》第393页,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第1版。
[42]见前柯木林、吴振强著《新加坡华侨族史论集》第170页。
[43]《救国时报》1938年1月20日.
[44]当时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包括国防建设费）系根据吴岗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153页统计,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侨汇系根据柯木林、吴振强著《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第168页统计.
[45]丘斌存著《华侨经济复员复兴间题》第58-60页,上海新时代出版社,1946年10月1版。
[46]单岩基：《南洋贸易论》第263-264页,中国科学公司印刷,1943年7月。
[47]高事恒：《南洋论》第260-261页,1948年南洋经济研究所出版.
[48]单岩基：《南洋贸易论》第356页.
[49]高事恒：《南洋论》第155页，
[50]单岩基：《南洋贸易论》第133-134页.
[51]高事恒：《南洋论》第259页.
[52]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背景和综合分析》（续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第182页.
[53]《大众生活》新七号,1941年6月28日.
[54]《现代华侨》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
[55]何汝津：《华侨投资间题总检讨》,《现代华侨》第一卷创刊号。
[56]陈树人：《四年来的华侨爱国运动》。
[57]《侨声报》1942年6月3日。
[58]《华侨先锋》第二卷第六期。
[59]《新华日报》1943年1月4日.
[60]《侨慰团两代表投资创办橡胶厂》,《福民日报》1940年6月21日。
[61]《解放日报》1942年1月15日.
[62]《解放日报》1942年4月10日，6月10日。
[63]《解放日报》1943年3月1日.
[64]《解放日报》1943年6月19日.
[65]《华侨先锋》第一卷第八期。
[66]据《华侨先锋》第三卷第三期绘制。
[67]徐盈：《一个华侨企业的成长》,《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12月24日.另见《抗战期中之福建华侨》第36-37页.
[68]《华侨先锋》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69]《抗战期中之福建华侨》第40页,福建省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宣传处出版,1941年6月。
[70]见前《抗战期中之福建华侨》第42-47页。
[71]刁作谦：《中国复兴与南洋侨胞之关系》,《新生路》第二卷第二期。
[72]《侨资银行近闻》,《西南实业通讯》第六卷第三期。
[73]《四华侨新银行短期开业》,《西南实业通讯》第六卷第六期。
[74]《中国侨民银行公司开幕》,《西南实业通讯》第七卷第二期。
[75]《新华日报》1943年2月15日。
[76]《侨声报》第十三期。
[77]《旧金山侨胞设厂造飞机》,《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8月17日.
[78]《国货公司在缅开业》,《华侨先锋》第三卷第三期。
[79]分别见《西南实业通讯》第四卷第四期；《华侨先锋》第二卷第一期；《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1日。
[80]《华侨经济与抗战投资》,《侨声报》1942年6月3日。
[81]见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间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
[82]张百基：《抗战建国与华侨投资之关系》,《大公报》重庆版1940年10月30日.
[83]见前《抗战期中之福建华侨》第38页.
[84]《华侨革命史》下册第692页。另见《现代华侨》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和《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4日.
[85]《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12月24日.
[86]《财政年鉴》（1948）第三篇《计政与公库》。
[87]张楚艰：《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光明日报》1986年1月26日.
[8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4页.
( 出处:近代史研究 出版日期: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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